“包产到组”的探索

　　

1961年初，在党中央调整农业生产政策的指引下，谷文昌和东山县委带领全县人民迎难而上，通过生产自救，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看到农业生产得到恢复，谷文昌高兴之余继续思索：有无更好办法使农业生产得到更大发展？他从经济核算单位的下放和后来的“大包干”中得到启发，对农村经营方式作出“包产到组”这一大胆而又冒险的探索。

　　“包产到组”指“生产队‘五统一’、‘四定到组’，包干管理、提成奖励”的经营方式。在此，“五统一”即统一领导、统一五固定(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厕所)、统一粮食生产分配、统一收支核算、统一定生产计划。“四定”即定面积、定产量、定工、定成本。以组包干管理、提成奖励，即超定产提奖粮食带奖金30%，70%以产计工(4公斤产量算1工)，以工付酬参加本队分配，减产者以产扣工；经济作物定产到组，全奖全赔。至于肥料成本、常用农具、修理费用则采取平均分摊，定给小组使用。这种经营方式，实质上就是“包产、包工、包成本，超额奖励”的办法。

　　铜钵大队、康美大队、后姚大队、径里大队……一时间，东山各地纷纷结合自身实际，尝试“包产到组”的做法，倍受群众欢迎。经调查，当时东山县有14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有13个生产队还把少量零星作物“包产到户”。

　　当时，对于“包产到组”的探索，东山各公社党委和生产大队支部在认识上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明白这些做法源自中央指示精神，并结合了生产队各自实际，有利于激发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他们将这些做法与中央政策进行对照，感觉做过了头，在思想上存有顾虑。

　　谷文昌和县委领导们并未因此随大流加以取缔，而是持谨慎默许的态度。后来向国务院工作组汇报时，谷文昌轻描淡写地以“思想有许多糊涂，方向有些不清”谈及，并把它作为一个新问题做了如实汇报，而国务院工作组也没有明确表示要加以限制。

　　1970年，谷文昌被下放到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劳动时，对“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的现象深感忧虑，便把在东山绿化中实行“四包”的经验介绍给队干部，与群众商量实行“包工分”制，把效率、质量、报酬统一起来。该办法实施后，社员劳动干劲、劳动效率、劳动质量大幅度提高。这一年，红旗大队摘掉了落后帽子，亩产稻谷达千斤，在全社第一个登上农业发展《纲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红旗大队”。第二年，“包工分”做法在宁化县得到推广，收到了良好效果。

　　“包工分”制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却要冒很大风险。为此，很多人都替谷文昌捏了一把汗，怕其被重新戴上“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称赞他“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顾个人得失”。

　　林定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