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谷文昌和侨务工作

提起谷文昌，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谷书记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绿化东山岛的感人事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谷文昌1964年调离东山后，在担任龙溪地区（今漳州市）行署副专员期间，曾于1978年5月至1981年1月他病逝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分管过侨务工作，并且做出了许多深得侨心的工作，赢得了侨胞们衷心爱戴。

1978年5月，谷文昌开始分管侨务工作时，正值举国上下拨乱反正，落实侨房政策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谷文昌就把归还土改、文革期间占用的侨房作为侨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实。

龙海角美镇有一座著名的古建筑“天一楼”。这座楼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民间邮局之一“天一信局”办公楼。“天一信局”的创办者为华侨许氏家族。解放后，这座楼房土改时就分给了当地村民，由于涉及面广，一直未能归还。谷文昌分管侨务工作后不久，就亲自到现场察看。他对随行的侨办工作人员说：“咱们执行侨务政策，决不能拖泥带水，侨房一定要归还，但群众的实际困难也要帮助解决。”

他在这座楼的居民家中挨家挨户进行走访，一面把党的侨务政策向群众进行宣传，一面征求群众对安置工作的意见，并现场办公，终于使侨房归还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归侨张先生在原东市场有一座920平方米的侨房因城建需要被拆迁，但却长期得不到赔偿。由于文革等历史原因，建设单位一再更迭，事情就成了“无头公案”，一拖就是13年。谷文昌分管侨务工作后，张先生抱着试一试念头再次前来上访。谷文昌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耐心地听完了他的申诉，审阅了有关原始材料。谷文昌沉吟片刻，看看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就对张先生说：“走，你带我到原址看看。”说完，谷文昌招呼上侨办的工作人员，骑上自行车就直奔现场进行察看。前后不到一个小时，谷文昌就拍板定案：“你反映的情况属实，政府应该赔偿。”很快，张先生就拿到了拆迁损失赔偿费5万元。1978年，大量难侨归国，安置问题成为侨务工作的重点。当时，谷文昌身体已经有病，但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坚持工作，身边工作人员劝他注意身体，谷文昌却说：“难侨一天不安置好，我就一天寝食难安啊！”

当时，漳州市仅有2个华侨农场，但省里分配给漳州的安置任务却有2万（后来实际只安置8000人）。怎么办？不畏难的谷文昌便拖着病躯，踏遍了漳州大地的山山水水。侨务部门向谷文昌汇报了一个安置点---诏安梅州农场。谷文昌到场部看了，还不放心，非要沿着农场的周边走一圈才放心。他语重心长地对侨办干部陈如其说：“归侨安置在这里，是不是有足够的可供开垦的荒地，有没有发展余地，这些，都得事先调查清楚，光听汇报，没有调查研究就做决定，太草率。那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就这样，在谷文昌的努力下，我市又开辟出3个新安置点，这样加上原有的2个华侨农场，全市共划定专门安置归侨的华侨农场5个，占全省华侨农场总数的三分之一。

要在两三个月时间内建好供2万名难侨居住的房屋，按安置标准需要突击建房20万平方米。由于难侨安置时间紧迫，当时在计划经济下地方建筑公司很少，眼看安置房难以全部及时建好。经过研究，省里同意暂时搭一部分竹棚过渡。谷文昌担心侨胞有意见，他亲自深入安置点，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有一次，谷文昌深入漳浦白竹湖农场归侨安置点检查督促建房进度时，由于过度劳累，病倒了。不但剧烈咳嗽，而且还发了高烧。工作人员请他休息休息，他摆摆手：“不行呀，时间来不及。”只是到农场医疗室打了一针退烧药，又继续工作。由于食道肿大，吞咽困难，那天早晨5时从漳州出发，到晚上回家，谷文昌只吃了一餐面线。

在谷文昌领导下，漳州侨务部门出色地完成了归侨安置任务。当时的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马歇先生来漳州实地察看后，激动地握住谷文昌的手说：“我看到难侨在中国有劳动能力的都有工作，孩子都能上学，医疗也有保障，走遍世界各国，中国安置难侨工作做得这么好，堪称世界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