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思想新读 | 朱熹仕宦漳州实践： 讲“诚意”，反“苞苴”，正心理政

制图：黄俊鸿

　　编者按

　　今年10月18日是朱子诞辰891周年纪念日。朱子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朱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理念、教育观念，反映和塑造了宋以降历代中国人的许多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朱子文化是福建的文脉和宝贵文化遗产，是福建文化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漳州是朱子在福建主政的唯一城市，拥有丰厚的朱子文化资源。为推进漳州朱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朱子文化生命力，闽南日报社特别编发一组文章，从民本、担当、德教和廉政四个方面对朱子思想进行深入阐发，以期让读者从中了解朱子的现代价值。

　　这里刊登第四篇，对朱子廉政思想进行解读。

　　南宋绍熙元年庚戌(1190年)，朱熹61岁，知漳州。夏四月赴任。《朱熹年谱》载：此时“临漳素号道院，比年风俗寝薄，先生以民未知礼。”朱熹上任后，首颁礼教，兴学校，建紫阳书院，实施教化。斯时，漳州民风不纯，可知是郡官风不正。对此社情，朱熹说：官吏、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某虽不屑，深为诸君耻之。”然而，再混杂官衙，亦有清正之人。物色选用良吏司理政务是当务之急。于是，朱熹经过调查审核，启用赵师虙主事公务。朱熹高足陈淳称赞说：先生熟闻知録赵师虙之为人，试之政事，又得其实，遂首举之。其词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闻者莫不心服。对清正廉明部属，委以重任，树立榜样。这是，朱熹整肃漳州官场第一步。

　　针对官场作风懒散，官吏精神萎靡，推诿责任混日子的不作为现象，朱熹强调“做官须是立纲纪，纲纪既立，都自无事。”立纲纪，即是立“礼、义、廉、耻”之四维。

　　民不识礼，官乏四维，以“理”教化之。这是朱熹治理漳州的法宝。《尚书》云：“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要改造民风民俗，要整肃官场陋习，必须从基层抓起，从细微处入手，从人心抓起。朱熹是集大成之理学家，深知人心民情，尤其重视以理教化之作用。于是，他的“彻人心，洞天理，达群哲，会百圣，粹乎洙泗伊洛之绪”，在改造漳州民风、官风发挥巨大作用。他不仅创办书院，注《四书》，兴理学，发布《谕俗文》，而且亲自出马在白云岩开讲《诚意》章。

　　“诚意”，系《大学》八条目之一。诚，是指真实无妄；意，系指心之所发。“知至而后意诚”。朱熹用《中庸》中的“诚”的范畴来说明他的“理”。他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本然也。”(《中庸章句》)“诚者，实理之谓也。”朱熹认为，“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以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他认为诚意就是不自欺欺人，就是独善其身，就是表里如一。诚意，“以其体”来说，“有仁义礼智之实”。“以其用”来说，“有恻隐、羞恶、恭敬、诚意、是非之实。”这样，朱熹用“诚意”将“仁义，礼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都概括为“理”的内容。他强调先有对时代社会伦理的深刻认识，才能在个体内心树立“修己”的诚意。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写道：“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天下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他强调了“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朱熹把政治与道德联系起来。“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在乎方寸之间……盖格物而致知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可见，正心诚意仍是朱熹守漳的中庸政治理论基础。

　　关于“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大道”，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仁、礼、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这句话的意思是，大丈夫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处——“仁”里，站在天下最正当的位置——“礼”上，走在天下最光明的大道——“义”上。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行得正，站得直，为着一个理想的目标去奋斗。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诚意”。

　　反“苞苴”，是朱熹治理漳州府官场不正之风，制止民间社会交往不良习俗的重要举措。何谓“苞苴”？“苞苴”，初指用苇和茅编织成的包裹鱼肉等食物的用具，后引申为贿赂之意。南宋时期这种官吏贿赂馈赠现象十分普遍。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记载了南宋官场的这种丑陋行贿受贿现象。对此，朱熹十分气愤和担忧。他写道：“某见人将官钱胡使，为之痛心！两为守，皆承弊政之后，其所用官钱，并无分明。凡所送遣，并无定例，但随意所向为厚薄……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个公库在这里，若过往官员，当随其高下多少与之，乃是公道，岂可为自家私恩！于是立为定例，看什么官员过此，便用什么例送与之，却得公薄。”

　　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写道：“以一时之弊，变万世之良法，只是因某人私意申请。法侭有好处。今非独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行。前夜说上下视事。如不许州郡监司馈送，几番行下，而州郡监司亦复如前，但变换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于是皆有折送，其数不薄。间有甚无廉耻者，本无忌日，乃设为忌日焚香以图馈赠者。朝廷诏令，事事都如此无纲纪，人人玩弛，可虑！可虑！”于是，朱熹知漳“忽行下文”，反对“苞苴”，制止官场行贿馈赠现象，惩罚受贿行贿者。

　　对于官员胥吏“甚无廉耻”的“图馈送”行为，朱熹坚守以“正心理政”，采取了许多抑制、惩罚的办法。首先严法纪，重申“有司只得守法”。再者，重教养，创办学堂，“以一邦之人共趋士君子之域，以体明朝廷教养作成之意。”次之，知廉耻。在官吏士人中强调道德修养。他严肃地指出：“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再次之，把关节。他针对行政事务“一付之吏手，一味之邀索，百端阻节”的“胡乱行移”，采取严厉的督查，把紧行政事务的每个办理环节，并且下令下属官吏清清白白“交割职事”，对其有作弊索礼行为者，追究到底，严惩不贷，督导官吏理政理得正。

　　做好“正心底工夫”，理政不偏不倚。这是朱熹守漳理政的原则。

　　(陈镜清，闽南日报社高级记者(已退休)，现为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厦门筼筜书院特聘教授，厦门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