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朱熹（1130-1200）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理学思想主体来自儒家思想，来自多源广采博纳，来自社会民间。朱子理学博大精深，不仅体现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还体现在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共生。朱子理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实践、完善与多元一体的闽南文化息息相关。闽南是朱熹理学思想形成重要来源地之一，漳州是晚年朱熹主政之地，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之地；也是朱熹理学教育、研究中心。朱熹在漳州传播理学，兴教育才、首印《四经》《四书》，推动了朱子理学新文化在闽南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发展。漳州由此成为朱子理学南传重镇。

　　关键词：朱子理学，南传，重镇，漳州

　　朱熹一生多次游历闽南各地，受到闽南理学名儒深刻影响，从初步了解再到深刻认识闽南社会，从而透视整个南宋社会。朱熹在闽南等地进行治政、兴学、教化实践，使理学大见成效，形成其理学思想体系的政治、经济、经学、理学思想。

　　幼年时期，朱熹随父亲朱松在泉州晋江安海生活近3年，接触、了解闽南社会。青少年时期，朱熹就与闽南仕宦交往，初步了解闽南文化。青年时期，24岁时的朱熹首仕泉州同安县主簿，工作生活4年多。走遍闽南各县，进一步了解认识闽南文化，有了永春的“杜鹃夜悟”。之后师事李侗，逃禅归儒，从徘徊纠结转向专心致志从事理学探究。中年时期，朱熹与闽南友人交往从未中断，不断加深认识闽南文化，逐步探索形成朱子理学思想体系。

　　淳熙十年（1183）十月至十二月，54岁的朱熹南下泉州、莆田、福州，此行历时三个月。这既是吊唁傅自得之行，也是应福建安抚使赵汝愚、告老在家的莆田陈俊卿邀请之行，更是一趟传播朱子之学的特殊“南巡”。十月，朱熹到福州，由门人林用中陪同南下。十六日，至莆田，为李纲奏议作序。下旬，朱熹到泉州，吊唁傅自得，并到永春蓬壶陈坂怀古堂，拜访泉南道学名儒陈知柔等人，与之同游莲花峰、九日山、凉峰、凤凰山、云台山之间。陈知柔置酒谈经论义，篇什间作亹亹不休。昼则联车，夜则对榻，一路多有诗韵。朱熹并与同安门人许顺之等泉南弟子相见讲论，结识南外睦宗院教授陈葵，与之论辨，同泉南众多士子交流学术。在泉州约半个月时间。十一月初，朱熹北上至莆田，居白湖陈俊卿宅舍仰止堂，与陈俊卿、林元仲、方秉白、林亦之等交游论道。陈俊卿之子陈实、陈守、陈宓和孙陈厚、陈址等执弟子礼问学朱熹。朱熹拜谒艾轩堂，访龚茂良家。这些标志着朱子之学向闽南新的深入。朱熹经过此行考察，对泉南道学后继乏人感到担忧。由于各种原因，他推行理学产生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十一月中旬，朱熹到福州。十五日，登门拜访福建安抚使赵汝愚，这是朱熹此行的主要目标。赵汝愚将朱熹视为学术泰斗，而朱熹则与之同心相交，欲借赵汝愚之力扩大朱学影响，使之成为可倚重的政治靠山。两人朝夕相处十几天，商讨政事，上鼓山，登乌山，泛西湖。十二月八日、九日，赵汝愚为朱熹离榕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许多道学士子参加。朱熹返回武夷山后，开始与赵汝愚政事上的紧密合作。淳熙十四年（1187）正月，58岁的朱熹南下莆田吊唁陈俊卿，并至泉州为李缜墓碣铭。

　　颜厝中心小学里的朱子塑像 （陈逸帆 摄）

　　晚年，绍熙元年（1190）四月，61岁的朱熹到任漳州知州，任上1年整。这是晚年朱熹理学思想体系实践完善发展之地，极大推进了闽南地区思想文化教育的繁荣，闽南地区成为海滨邹鲁，海滨洙泗，同时也是朱熹理学思想与闽南文化相互交融影响、吸收发展的过程，形成朱熹理学思想的闽南学派，形成朱子理学中鲜明的闽南现象。

　　一、朱熹治政、经济思想在漳州的实践发展

　　朱熹上任漳州前做了充分准备。朱熹治政思想、经济思想是其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是使理学成效大显的重要工作，更是朱熹忠君报国情怀体现。朱熹“其为漳，特因其所急者而施之耳。”【1】将理学之“道”贯穿于现实政治，关注国家发展、关心民生和民俗，处处体现理学家应有的社会担当。朱熹在漳州任上，进一步完善发展一套治政思想和工作方法。主要是治政有方、严戢吏奸；立好纲纪、形成工作流程；换岗对移、制定规矩；严刑峻法、弹劾处罚；以民为重、办案公正。他制定一套工作制度，规定办事期限，要求吏胥勤政，以防止吏胥拖延作弊，坐地勒索民财。这是他从闽南同安任上尝试，之后在南康推行，继而在漳州总结形成、完善、发展的。通判执掌财赋肥缺职位，通判厅财赋却无簿稽考，是胥吏辈争夺的肥缺。朱熹采取换岗对移办法，进行轮换、对调，如不愿离开者，则就地罢免，以防止猾吏不法行奸，拉帮结派，恣意侵吞。对由知州、知县掌握用于应酬或其他支出的官钱，制定规矩、制度，有个标准，不准随意把官钱作为自家私恩送人。又如诉讼判案，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作方法和流程。即集中办公、饮食同坐，分头审案。如有疑难处，则集中会审，聚厅议事办案。他亲自示范，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统一标准，防止乱判。朱熹认为，办案必以民为重，必公正，无罪者不以冤死，有罪者无所逃刑。朱熹对于官吏傲慢废职行为，不恤军民等行为，严刑峻法、弹劾处罚。朱熹在权限之内，先行果断处决，进行对调，之后才上表弹劾，体现了理学家的道学性格。

　　体恤民隐是儒家坚持“民为邦本”思想的体现，是朱熹从政的第一要任，也是朱熹忠君报国情怀出发点。他上书要求减免赋税，奏免亏欠的经总制钱；力推经界，清查版籍田税、减免赋税。他发现漳州每年上供总额4万余贯，其中，诸县所不敷七千六十四贯；经总制钱无额之额一万六十六贯。其中州县所亏四千七百五十四贯。这成了他急需解决的一件大事。朱熹多方努力，漳州所申请蠲减漳州经总制钱及除罢折茶钱、罢科龙眼荔枝干钱、抱认建宁府丰国监铸不足铅本钱等各种无名苛赋，共计减免上供“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计11000贯钱，约占漳州每年上供总额的四分之一。通过这些措施，避免州县巧立名目违法科罚，减轻民众负担，也解决州县得以正常运转机制的有效措施。

　　南宋时期，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官僚豪绅隐田逃税，贫弱平民则产去税存。有田无税，有税无田，成为全国普遍现象，直接造成朝廷财政危机。绍兴十二年（1142），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正经界”运动。当时，福建正经界在汀州、漳州、泉州已推行十有八九，但被喊停。朱熹到任后，漳州这种“有田不缴税、缴税没有田”的社会问题并没有改变，豪姓大族兼并阴占尤烈，单漳州寺庙就占了全部土地的七分之六，导致国家税赋的大量流失。面对这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引发了朱熹在闽南期间民本思想的形成发展。所谓正经界，就是丈量土地、勘查面积、核实田亩、绘图造册、确认权属。即按实全面丈量土地田亩，明确田亩主人，按实际拥有的田亩负担田赋，依此纳税。抑制地主豪绅兼并土地，防止农民失地还要照旧纳税，导致破产失业流落外地，以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正经界”体现了朱熹为民情怀和社会改革精神。但重新核实田亩、确认权属、依此纳税，必然触动豪族大户的利益。推行经界成为豪族大户与朝廷、百姓下户之间矛盾斗争的焦点，遭到豪族仕绅的强力反对。朱熹从州县社会经济溃烂的一角透视到整个南宋社会腐败的根子，把经界当成是治理漳州“一郡要切利害”，这是在漳州施政大纲中一件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正如朱熹对漳州门人陈淳所说的：“盖这里有仁爱心，便隔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为做，便无缘得及民。”【2】这是朱熹理学思想中有关孟子仁政思想转化为在漳州主政任上实施一项具体的实践行动。

　　新改元的宋光宗皇帝赵惇推行新政。绍熙元年（1190）二月十九日，三省忽下一道扎子，令福建路监司“相度经界，条具闻奏，牒请契勘本州曾未举行经界，如或已行，即未委先行系作如何施行，”朱熹上任之时恰逢这件指挥下达到漳。虽朝廷推行经界的态度并只同意“相度”，并未正式允许施行经界，只是一项意向。对朱熹而言，“适与鄙意所欲言者不约而合。”到任漳州之前，他已经在政和、剑州、省城拜访探讨、形成了更革积弊、为民兴利施政大纲。而经界正是他在同安主簿任上想推行而无果，原因之一是他并不是主政者。上任漳州前七年的他，还在建议推行经界，而今主政漳州，可以依朝廷令推行经界。朱熹推行经界的决心很大，这也是蠲减漳州经总制钱、除罢各种无名苛赋的重要一环。

　　为推行经界，朱熹一到任漳州，立即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着手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六月，朱熹向诸司申状《经界申诸司状》，条具经界利害，详细陈述经界行否详略之利害与其必可行措施，提出行经界的六条具体做法，这是朱熹漳州施行经界的大纲。但奏状上报一个月过去，却如石沉大海，朝廷毫无动静，朝臣暗阻牵制，停留在文字往来，泛然而已，朱熹十分着急。七月份，他再向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常平使诸司衙门催上《申诸司状》，通陈拖延经界之害。他等不及朝廷正式批示，先行发布《晓示经界差甲头榜》，进行社会告示，发布《劝农文》，向百姓宣传经界打算和步骤，安抚人心。十月，朱熹又致信给在朝皇家外戚显贵郑兴裔，恳请他敦促朝廷推行经界。

　　朱熹想尽办法推进经界，做了充分的筹备工作。他物色选择行经界官员，邀请刘㷍、蔡元定等一批门人前来漳州协助行经界，先后约好黄查、郑子上、范伯崇、杨元礼、林井伯、退翁、刘仲则、游诚之、蔡用等一大批精明有为的门人弟子，前来漳州协助施行经界。由于触动了豪家大姓、有力之家的利益，朝廷上下反对经界的士大夫与闽南豪右全部联合起来与朱熹抗拒。参知政事王蔺也支持泉州知州颜师鲁，反对推行经界。朱熹连续给朝廷、给丞相留正、给省、部有关司署写了多封书信，催促经界早日批准推行。直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朝廷忽然下诏令，只准漳州先措置施行经界。这道诏令至十二月初九日才到，此时已是冬季。这实际给朱熹摆了一道难题。闽南地区冬春之际就准备春耕开犁，推行经界必然耽误农时，影响春耕。紧接着闽南春天梅雨季节到来，土地泞烂不堪，丈量土地，势必扰民延时，旷日持久，农民无法耕作。而泉州、汀州停行经界，漳州必陷入孤立，归于失败。朱熹采取补救办法，再奏请待绍熙二年（1192）秋后行经界。但在朝廷及漳泉豪绅的阻扰下，在漳州推行经界这一有利于政府和民众的改革措施，最终还是没法实施。当年秋，“诏令福建转运司行下漳州，将经界事件权行住罢。”朝廷又批准朱熹请辞离任回家任祠官。绍熙二年（1192）四月，任职刚满一年期的朱熹离开漳州，留下许多遗憾。明理学家周瑛曰：“至是及期，正尔安习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岂不为恨哉！”又说：“文公于漳仅及期而去，中间虽称民皆向化，然亦未能格其心也。使满三年，其有成乎？”【3】其实朱熹在漳州不仅尚待秋后推行经界，还规划许多大事要实施。朱熹辞职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因为接到其爱子逝世噩耗；二是千方百计推行经界的努力一再受阻而挫折；三是道学派与反道学派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一再遭到新的失败，而丞相留正对反道学派姑息纵容，对道学派却救援不力。朱熹在无奈失望中辞职，未尝不是对朝廷的不满及抗议，这符合朱熹出山任职往往“进难退易”的一贯做法。

　　朱熹对推行经界被罢不胜愤懑。他给丞相留正的书信说：“往时有閤门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尝因奏对，论及此事，其言愤激痛切，盖有所指。”【4】反映漳州、泉州士民、百姓欢迎行经界情绪。离任漳州后，朱熹仍挂心漳州事，念念不忘经界。多次写信给丞相留正，痛斥经界扰人谬论，为经界正名，表明对留正所为失望及不满。朱熹在家还多次与到福建任职的辛弃疾探讨推行经界，多次与王遇、王近思等门人、友人谈及漳州推行经界之事。

　　二、朱熹礼学思想在漳州的实践发展

　　朱熹重视礼仪，认为“礼”就是“理”，“礼”是实践孔子仁学重要途径。朱子从天理的要求，努力建立完整系统的理学礼仪。注重朝廷、国家礼仪，以及地方的乃至家庭个人礼仪。朱熹到漳州推行礼仪，主要是修订礼仪、敦正礼义；进行男女婚俗改革、劝谕、约束；纠正弊俗、淳厚民风；祭祠祀先贤、树立典范。朱熹看重并推广庶人礼仪，他将理学礼仪思想转化为民间社会伦理纲常，从“礼不下庶人”到“礼下庶人”，再到“礼及庶人”。在漳州设计了一套规范社会、民间通用的礼仪制度。朱熹及其门人在漳州持续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将朱熹礼学思想转化为民间社会伦理纲常、道德准则，借助行政力量灌输给闽南民众。朱熹一到任漳州，就先谒文庙孔子祠、高登祠、李弥逊祠等，作《漳州谒先圣文》及《谒诸祠文》《谒诸庙文》《谒社禝文》等，并作《到任漳州谢表》《漳州守臣题名记》，刻石置于府衙厅事。绍熙元年（1190）六月，整顿漳州礼教。礼俗是礼节与风俗的结合体。朱熹的礼学思想体现了“礼既是思想，也是行动”的双重功能，尤重基层社会婚礼状况，将改变丧葬婚娶陋习作为突破口，发布《晓谕居丧持服遵礼律事》，推广《家礼》，教谕人们孝亲、尊老、敬贤，和睦相处，各守本分，各修本业，互相规诫。晓谕所属吏员，率先示范守孝。八月，整顿风俗。先后颁布《劝女道还俗榜》《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劝谕榜》《论俗文》等一系列文告，细化敦化风俗的有关条文。针对漳州民风健讼的恶习，发布《漳州晓谕词讼榜》，整顿词讼。十月，向朝廷列上释奠礼仪。十二月，在漳州刊刻编《礼记解》八篇，为其作《仪礼经传通解》作准备。漳州门人陈淳的释奠仪式也参考朱熹的《绍熙州县释奠仪》。朱熹《家礼》有临漳本，陈淳作有《代陈宪跋家礼》《家礼跋》《代郑寺丞跋家礼》。朱熹临漳不久，“民无庭警、外户不闭”，社会祥和，百姓安居乐业。朱熹积极推广《家礼》等文明礼俗，使得漳州社会风俗为之改变，乡族组织、家族制度、婚丧节日礼仪、待人接物礼仪日臻完善，民间诉讼大为减少，非法传播宗教的“传经会”逐步禁绝，遁入“空门”女子陆续还俗，流窜城乡的装神弄鬼者相继敛迹。“朱子守郡，讲明礼乐，以正人心”，这在宋以后闽南地区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漳民率遵朱子之礼”，成为闻名遐迩的“礼仪之邦”。

　　三、朱熹许多理学重要著作在漳州刊刻

　　朱熹一生学术活动集中体现在对儒学经典的整理、研究、论释、刊刻和儒学思想的传播。为改变道传不能承继、道德沦丧、教化不行等社会陋习，使得“圣经贤传之旨，灿然复明于世”，朱熹强调推行以道德性命学说为主体的理学思想。抵漳之前，已完成第二次学问著述总结，是声名远播的大儒，具有崇高的学术文化地位。知漳期间，则是其理学体系基本形成、臻于成熟之际，更为其践履、完善、发展，提供了有所作为的机遇，也是其一生中刊刻书籍最多的时期。漳州还是其在外刻书种类最多的地方。通过大量刊刻理学著作，为进一步传播、实践、总结、完善、发展其理学思想体系提供条件。漳州，由此成为朱熹理学南传重镇。

　　绍熙元年（1190）十月，朱熹在漳州首次刊刻《四经》《四书》。《四经》刻就，朱熹特地到文庙，书《刊四经成告先圣文》。朱熹四书学的形成，经历了从《四书集解》到《四书集注》的漫长过程，几乎耗尽其毕生的精力，既体现了朱熹直追圣贤立言本意的理学追求，也体现经传相分、就经解经的新经学原则。朱熹最早提出“四书”之名。在漳州首次刊刻的临漳本“四书”“四经”本，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教科书。朱熹在漳州序定学习《四书》顺序，《书临漳所刋四子后》云：“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5】他对门生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6】充分反映朱熹治学观点和道统思想，成为朱子理学在闽南广泛传播与深入发展的历史象征。

　　朱熹在漳州还刊刻《大学章句》《近思录》《小学》《家仪》《乡仪》《献寿仪》《楚辞协韵》等十几种书籍。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托门人、漳州知州傅伯寿刊刻楚辞协韵》《天问》，朱熹到任后，续刻而成。朱熹对《近思录》反复修改，有多种刊刻本。漳版《近思录》是朱熹自刊本，也是增订本，比旧本增多数条，是朱熹思想较成熟的产物。朱熹门人、长泰主簿方壬参与《大学章句》刊刻。朱熹离任时，在漳刊刻诸书尚未全部完工的，交代同安门人叶学古继续推进，而接任漳州知州的邓驲是朱熹门人，他支持续刻朱熹诸书。

　　值得指出的是，庆元五年（1199），朱熹门人藤珙到任漳州学教授，利用漳版旧刊本，重新刊刻一批朱熹著作，这是朱熹生前最后刊刻的书籍之一，其中有《四经》《四子》《禹贡》《古易》十二卷，《音训》二卷等，而此时“庆元党禁”正炽、乌云密布之际。庆元二年（1196）起，全国展开搜禁理学著作，告发伪徒、审查坊间书肆运动，朱熹和其他理学家著作遭到毁禁。朱熹不赞同王岘在广南刊刻朱熹文集，却支持藤珙在漳州重新刊刻著作，说明朱熹对漳州的信任。而藤珙此时敢于在漳刊刻朱熹著作，也需要极大勇气。

　　宋时印刷出版是一种先进有效的传播媒介。朱熹以当世大儒主政一方，必然重视刻书出版，可将其在漳州实践完善的新理学文化研究成果迅速传播出去。他说：“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7】又言：“尝患今世学者不见古经，而诗、书小序之害尤甚。顷在临漳刊定经子，粗有补于学者。”其次，刻书作为整顿州学、士子理学传统教育的教材。他说：“临漳所刻诸书十馀种，谩见远怀。书后各有题跋，见所为刻之意。”“尤可以警今日学者用心之缪”；【8】其三，可作为教化民风的普及读物。他在《跋古今家祭礼》中说：“并得善本通校而广传之，庶几见闻有所兴起，相与损益折衷，共成礼俗，于以上助圣朝敦化导民之意，顾不美哉！”【9】“家仪、乡仪亦有补于风教，幸勿以为空言而轻读之也。”朱熹在漳州刊刻书籍，不仅推动漳州印刷出版业繁荣，更重要的是朱熹新的理学思想文化得以在闽南传播，为朱熹理学思想在闽南深深扎根创造思想和物质条件，对闽南朱子后学传承传播奠定良好的基础。

　　自春秋起，中国传统社会就有尊奉前代贤哲以劝勉后人的传统。通过祭祀前代先哲，表彰先贤事迹，以激劝后人，淳化风俗。这是朱熹从同安任职开始一贯的作法，主政漳州后更是突出弘扬理学程学，崇尚漳州人高登反对秦桧、力主抗金之气节。淳熙十四年（1187）九月，当时高登尚未得到朝廷平反。朱熹并不因时政忌讳，作《漳州州学东溪先生高公祠记》，赞颂高登。朱熹到任漳州后，拜谒高登祠，连作《谒高东溪祠文》《又谒高东溪祠文》。【10】绍熙二年（1191）二月，朱熹向朝廷上《乞褒录高登疏》，高度评价高登，要求朝廷对高登“宜在矜奖，复其官秩，量加褒录，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为忠义者知所劝慕。”离任漳后，朱熹还就高登昭雪事多次上书，写长篇《与留丞相书》。可见朱熹为高登昭雪平冤之切，更见其道学气节。正是朱熹的一再奏请，丞相留正最后同意朱熹之请，为高登昭雪。朱熹先后九次为高登作祠记、祭祠文、上疏、作跋、上书。朱熹崇尚漳州知州李弥逊，对他评价甚高。朱熹大力推崇一批漳州先贤名儒，崇尚有学问、操守、气节的先贤，名臣。宋代漳州诗人林宗臣有诗称道：“笑凭诗句说丹霞，城郭人民千万家。礼接紫阳风俗厚，学传邹鲁道源赊。”漳州遂有“海滨邹鲁”之称。八百多年来，“紫阳过化、海滨邹鲁”的美誉与漳州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不灭的历史记忆和鲜明的文化符号。

　　四、朱熹兴学重教思想在漳州的实践发展

　　朱熹一生与学校、书院结缘颇深。两宋期间，闽地私学与官学并兴。官学是宋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州县学是宋代官办教育的主体。朱熹认为：“盖为学之道，莫先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11】南宋时期，各地普通形成由学官审批、专职负责的多级管理模式，即由州县学教授负责经费筹措和使用，由直学、司计等专职人员进行具体管理。朱熹将兴学重教作为传播理学重要之务，以转变漳州学风。兴学重教目的，不在于州县学诸生科举应试功名，在于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承继圣贤之道，淳化社会风俗。

　　绍熙元年（1190）四月，朱熹到任漳州。其高弟、女婿黄榦也随之到漳。长泰县主簿方壬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因学问、德行深受朱熹器重。朱熹请方壬主管县学事，要求各县推广方壬经验。七月，漳州州学秋季入学考试，朱熹正式发公文聘请黄樵仲主持。他说：“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贤否，风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学校底里，遂欲留意学校。”开始大力整顿州学。朱熹经过采访、乡评、物论，绍熙二年（1191）正月二日发文《延郡士入学牒》，聘请八位有学之士进入州学，这在当时是一项很大的改革。引起绍熙元年（1190）到任州学教授张时举以及旧官吏们的一再反对、阻挠，连朱熹下州学讲学之事，也遭到反对，一时议论纷纷。他们替张时举说情，要求留下原主管州学官员，想保持原有做法和个人利益。朱熹严厉批评这些庸吏，变色厉词地说了重话。据陈淳记录：“先生变色厉词曰：郡守以承流宣化为职，不以簿书财计狱讼为事。……所以采访乡评物论，延请黄知录，以其有恬退之节，欲得表率诸生。又延请前辈士人同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识些向背，稍知为善之方，与一邦之人共趋士君子之域，以体朝廷教养作成之意。不谓作之无应，弄得来没合杀。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责任不为不重，合当自行规矩。而今却容许多无行之人、争讼职事人在学，枉请官钱，都不成学校！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某虽不肖，深为诸君耻之！”【12】朱熹这段话义正辞严，理直气壮，清楚地阐述了朱熹“笃意学校，力倡儒学”，教化漳州，改革“俗未知理”的思想。

　　朱熹扩大漳州州学规模设置，创建宾贤斋、受成斋两斋。“朱文公守漳，创宾贤斋以延耆德之儒，受成斋以训习武之士。” 【13】朱熹注重文庙礼仪建设，对州学发展做长远规划，待秋天就要动工重修文庙、学宫，还新建射圃，督诸生弓射。朱熹说：“某在漳州，初到时，教习诸君弓射等事，皆无一人能之。后分许多军作三番，每日轮番入校场挽弓，及等者有赏，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则止，终不及则罢之。两月之间，翕然都会射，及上等者亦多，后多留刺以填阙额。”【14】朱熹在州治射堂后圃设井字九区，象征九畴八卦之象。

　　从绍熙元年（1190）九月开始，朱熹带领僚属每旬二日、六日，亲下州学、县学考察巡视，为诸生讲学，发现州学、县学许多问题，指出：“契勘州县两学讲说课程，近日以来，渐有伦绪，但以州郡尊贤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诸生无所熏陶涵养，以发其向道入德之趣，不敏之咎，何以自文？” 【15】还亲自讲解《小学》，成效很大，也甚觉满意，“五日一延见诸生，力为普说，今颇觉有风动之意。少假旬月，亦当有以少变前日之陋也。” 【16】

　　绍熙二年（1191）正月二日，朱熹正式发布公文《漳州延郡士入学牒》。选择一批“廉义有声”的士子，聘请到州学列入学职，这是朱熹经过多番调查采访，综合考虑乡评、物论，亲自交谈考察而选择确定。他写信征询原漳州州学教授田澹意见，田澹推荐施允寿、林易简、陈淳、郑可学等一批人。朱熹所聘请八人都是饱学之士，学行评价甚高。如聘请黄樵仲主持州学，施允寿、石洪庆为原州学学正，徐寓、杨士训早就到漳，已在州学入学。林易简、李唐咨等人也经过朱熹考察。

　　文庙、书院是地方文化传统繁荣昌盛的标志。漳州历来崇文重教，文脉绵长、文风鼎盛，文庙、书院历史悠久，是闽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认为书院应比官学的层次、境界更高。他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友士，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今日所说，反不如州学，又安用此赘疣！”【17】朱熹广泛交游闽南名士硕学，积极倡办书院，亲自讲学，把书院办成“德行道艺之实”，造就合用人才。朱熹在漳州时，“郡有临漳台，在城西北隅，登台可尽一州之景。文公刺州日，谓可作书室。至（危）稹来，作龙江书院，横经自讲，士类歆动。”【18】临漳台，“在紫芝山顶，不知始自何代。朱子守漳，日登兹台而乐之。欲筑读书之室，不果。后郡守危稹乃作龙江书院，以成公志。” 【19】朱熹之后，继任者持续修缮书院，将废寺的田产拨给书院，充实经费，形成数量众多的书院，府、县书院计有48所。如龙海唐、宋、明、清历代所建较为著名的书院就有13所。漳州唐代书院建有松洲书院，梁山书院。自朱熹理学南传漳州之后，宋代建有文山书院、丹诏书院。宋元之际则有漳浦蔡逢甲于玳瑁山下建“悟道书院”，又称“悟道精舍”。明初，漳州书院出现兴旺昌盛景象。明洪武、建文年间（1368—1402）有建溪书院、观澜书院、龙江（芗江）书院、鸿江书院、天柱石室、龙津书院、泰亨书院等。其中长泰县泰亨、龙津书院为官办，余为民办，由当地士绅、宗族自主创办。明嘉靖至崇祯间，漳州府共创建书院（含读书讲学处）28所，嘉靖间创建9所。说明漳州理学发展鼎盛。明末，讲学、读书、探讨治国之道之风日盛。黄道周创建明诚堂、邺山讲堂两所书院与芝山榕坛。清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正式诏令各省会创建书院。自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漳州地方书院大量兴建或重建，多以朱文公祠或文昌宫等祠庙名义，或以义学名义而建。漳州地灵人杰，人才辈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唐代至清末，漳州文武进士有869人。其中，漳州文进士有731人。

　　五、漳州成为朱子理学教育、研究中心

　　朱熹漳州任上，各地远近士人前来漳州不绝于道，或书信往来请教、问学。朱熹与各地门人、友人联系密切，或交流学术，或答问请教，或应各地之请，为其著作、书帖作序、作跋、作墓志铭。也经常写信与朝臣、仕宦联系，或为漳州政事奏状、奏事，或为朝廷大事致书。漳州成为学者、诸生们问学求教的理学重地、理学中心，一大批闽南门生队伍形成壮大，学术风气十分活跃，影响至全国各地。特别是如黄榦、陈淳、蔡元定、王遇、刘㷍、廖德明、陈宓等来漳或在漳，都是朱门高徒、赫赫有名的理学大家，名列历代道学、理学名儒之榜。在漳州这个朱熹理学南传重镇，可谓理学名儒云集，辉映道学之林。

　　其一、朱熹知漳时与各地学者的交往，各地士子前来漳州问学。朱熹对于来漳州问学请教人士，总是热情接待。先后随朱熹到漳州的门人有朱熹女婿、高弟黄榦，建阳人、高弟蔡元定、刘㷍，莆田人郑可学等。先后前来求学问学的有泉州晋江县杨履正、杨至、赵唐卿，永春陈易，同安王力行，兴化军莆田县郑可学，福州长乐县刘砥、瓯宁县童伯羽，建州浦城县杨骧、杨道夫，江西九江蔡念诚、南康军建昌周谟，浙江温州永嘉徐寓等，以及浙江丽水人闾丘次孟、瑞安县人曹叔远等。各地与在漳州的朱熹书信往来问学或交流探讨理学、或公务往来的朝廷名相、官宦、学者、门人、讲友更多。

　　朱熹上任漳州后，“越月而永嘉徐君居甫（寓）不远千里，受业于门下。又越月而郡人杨君尹叔（士训）与俱。” 【20】徐寓是浙江温州永嘉人，杨士训是漳州诏安人。绍熙元年（1190）十一月十一日，兴化军仙游朱鲁叔来漳州问学，朱熹在漳州衙署为之作《跋刘子澄与朱鲁叔帖》，帖曰：“观亡友刘君子澄手墨，为之陨涕。其言当看切已文字，分别义利之间，所以期吾鲁叔者为不浅矣。鲁叔尚勉旃哉！丹阳朱熹仲晦父书于临漳郡斋，绍熙庚戌中冬十一日。”【21】明万历何乔远《闽书》载：朱鲁叔“游（朱）文公之门。”

　　绍熙二年（1191）三月，浙江瑞安县人曹叔远来漳州问学，是永嘉陈傅良弟子，朱熹致书陈傅良论学。陈傅良以文擅当世，绍熙四年（1193）以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三月，陈文蔚写书向朱熹问学。当时陈文蔚往鄱阳与诸学者论学，故朱熹谢书与陈文蔚、万正淳、吴伯丰等讲论。绍熙二年（1191）四月四日，朱熹在漳州祭风师，与仙游郑可学、永春陈易、南康周舜弼、九江蔡念诚等门人在府署相聚论学谈道，传授理学。又如晋江杨至、杨履正，南安李亢仲、同安王力行、莆田方大壮等一大批学者先后受教朱熹。“请业问难者，接之不倦。”朱熹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与门人讲论经典，不分日夜，说明当时漳州理学繁荣。绍熙元年（1190），朱熹任上当年就出有林士姬、谢明之、苏叔和三位进士。

　　其二、朱熹培养一大批闽南门生。朱熹主政漳州，培养了漳州、泉州、莆田以及各地一大批门生，福建南北理学风气逐渐沟通连贯。朱熹在漳州门人如上文所举的黄樵仲、施允寿、石洪庆、林易简、杨士训、李唐咨、陈淳、徐寓等八人。刘树勋《闽学源流》所附“朱熹门人录”列有漳州朱熹门人九人，即王遇、石洪庆、朱飞卿、李唐咨、林易简、陈淳、杨士训、施允寿、黄樵仲。清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所载朱子漳州门人则有曹郎王东湖先生遇、推察黄习之先生学臯、县令宋叔履先生闻礼、李尧卿先生唐咨、石洪庆、施允寿、林易简、朱先生飞卿、陈退之先生思谦、县丞杨尹叔先生士训。朱熹的漳州门人、友人还有方壬、翁德广、林宗臣、黄杞、陈思谦、朱飞卿、宋闻礼、黄学皋等人。朱熹在漳时与之往来或同僚者还有黄樵仲堂弟黄杞、赵师虙。晋江人叶机、高禾等。叶机于绍熙初年为漳州府判官，朱熹为其《慕堂诗集》作跋。高禾倅漳州，以同僚而执弟子礼问学朱熹。绍熙二年（1191）四月，朱熹离任漳州之后，十分关心漳州门人，每每写信，必询问他们情况。陈淳、李唐咨、石洪庆、朱飞卿、王遇、方壬等人均有书信与朱熹往来。

　　其三、朱子理学道统在漳州深深扎根。朱熹漳州任职前后，有一批门人高徒、友人、后学先后在漳州主政或任职，推朱熹理学思想而遵行之。淳熙十年至十二年（1183-1185），朱熹门人李訦以通直郎任漳州通判。朱熹任职漳州之前，专门前往政和县与之见面，了解漳州情况。乾道二年（1166），林元仲任漳州府通判。淳熙十三年（1186），林元仲以朝奉大夫到任漳州知州，在州学修建高东溪祠。【22】朱熹应门人王遇、林元仲多次邀请，于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秋九月作《漳州州学东溪先生高公祠记》，并为高登祠撰联。淳熙十年（1183）二月，朱熹为同安人、龙岩县丞曾秘作《漳州龙岩县学记》，记曰“乃能深以兴学化民为己任，其志既美矣。而曾君又尝从吾友石、许诸君游，是必能诵其所闻以先后之者。”绍熙年间（1190-1194），陈祐之为龙岩知县。绍熙元年（1190），朱熹作《龙岩县劝谕榜》。

　　傅氏家世学派有晋江人傅自得及其子傅伯寿、傅伯成兄弟、傅伯成之子傅壅，祖孙三代4人先后任漳州知州，是泉州最繁盛的理学世家。傅自得之兄傅自强，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之后，以右朝奉郎任漳州通判。乾道初傅自得之弟傅自修出知潮州，与朱熹多有诗文往来。傅自得同南宋著名理学家朱松、朱熹父子两代交好。傅伯寿、傅伯成兄弟为朱熹门人，傅氏子孙多从朱子学。淳熙十五年（1188），傅伯寿任漳州知州。“拨田赡学”，刊刻朱熹著作。庆元三年（1197），傅伯成到任漳州知州，由陈淳陪同，一一踏访朱熹在漳遗迹，如郡圃、芝山临漳台等，作诗十首怀念。傅伯成“到任，以律己爱民为本，推文公遗意而遵行之。”“甚矣！伯成好朱子之学也。” 【23】

　　绍熙二年（1191），朱熹门人邓驲以朝散大夫接任朱熹，为漳州知州。邓驲建新学，扩贡院。绍熙四年（1193），朱熹门人、名相陈俊卿次子陈守，以朝请大夫任漳州知州。陈守之弟陈定、陈宓也是朱熹门生。陈廷杰接张时举任州学教授，发檄延聘陈淳入州学宾贤斋馆。“顾惟是斋本以宾礼贤者而肃后进，于仪礼其所系盖不浅。”但陈淳认为，因张时举所为，漳州学风已变，“遂使圣贤明轮之重地，反为市廛乌合之渊薮。荡无绳检之地，坏人子弟，使之致于弃人伦、贼天理，而胥为禽兽者，常必由之。”【24】陈淳对此十分不满，故婉谢不就。

　　庆元五年（1199），陈知柔侄子陈朴以朝请大夫知漳州，朱熹门人藤珙任漳州学教授，刊刻朱熹著作。朱熹卒后，嘉定四年（1211），朱熹门人赵汝譡任漳州知州，朱熹门人敖陶孙任漳州学教授。赵汝譡延陈淳入州学，辟漳州学宫前街，疏浚故渠，归还被侵占之地。修漳州学宫，辟学门，增广斋舍，立四先生祠，主祀周濂溪、程颢、程颐、朱熹。由陈淳主持释菜礼，李唐咨参加。陈淳作《祭四先生》《三贤》《蔡端明》《李侍郎》《东溪先生》。漳州是最早将朱熹主祀文庙学宫州学之地，此时距朱熹逝世刚十二年。

　　嘉定十二年（1219），傅伯成之子傅壅以朝奉郎到任漳州知州。傅壅下车伊始，很尊重陈淳，听取治州建议。“先是，伯成兄弟相继守漳，壅治如其父，邦人安之。”嘉定十六年（1223），郑昉以朝散大夫到任漳州知州，“建新学。”同年危稹以朝散大夫继任。宝庆元年（1225），危稹成文公志，在芝山始创龙江书院。嘉定间，朱熹门人、名相陈俊卿之子陈宓任漳州知州，终未到任，陈宓是陈淳友人。嘉定十六年（1223），龙溪县知县江叔豫建七贤堂。淳祐元年（1241），黄朴以朝奉郎知漳州，“辟贡院东西二门。”淳祐三年（1243），方来以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到任漳州知州，“辟南街，行乡饮，置东西备案库。”方来在芝山龙江书院东边建道原堂。这是继漳州州学首入祠朱熹之后，漳州书院首祠朱熹、陈淳之始，也是最早主祀朱熹的书院。淳熙四年（1177）三月，朱熹门人陈易以奉议郎知龙溪县，庆元五年（1199）陈易续学于建阳考亭。嘉泰二年（1202）三月，朱熹门人陈光祖，以通直郎知龙溪县，陈淳称其为同窗。淳熙中至绍熙间，朱熹门人方壬为长泰县主簿。明万历间，方壬从祀长泰县朱文公祠。嘉定十五年（1222）约四月间，陈淳任长泰县主簿。朱熹门人在漳州为传承朱子理学各自作出了贡献。朱子学作为一种新的理学文化在漳州这个朱子理学南传重镇，可谓是道统一脉相承，真正在闽南、在漳州深深扎根。（转载于《闽学研究》第3期）

　　【1】（明）陈洪漠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之十四，纪传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63页。

　　【2】（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82页。

　　【3】（明）陈洪漠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之十四，纪传志，中华书局，2012年，第263页。

　　【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43-1245页。

　　【5】（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95-3896页。

　　【6】（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2002年，第419页。

　　【7】（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95-3896页。

　　【8】（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76-2777页。

　　【9】（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25-3826页。

　　【10】（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46-4047页。

　　【11】（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68页。

　　【12】（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70页。

　　【13】（明）陈洪漠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之十三，中华书局，2012年9月，第246页。

　　【14】（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71页。

　　【15】（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98-4999页。

　　【16】（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37页。

　　【17】（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六，中华书局，1986年，第2655页。

　　【18】（明）陈洪漠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之十四，中华书局，2012年，第264页。

　　【19】（明）陈洪谟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之十三，中华书局，2012年，第253-254页。

　　【20】（宋）陈淳撰：《北溪先生全集》第四门，文卷四序，《送徐杨二友序》，《漳州文库》编委会整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11月，第215页。

　　【21】（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93页。

　　【22】（明）陈洪漠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之三，中华书局，2012年，第46页。

　　【23】（明）陈洪漠修，周瑛纂：《大明漳州府志》卷之十四，中华书局，2012年，第253页。

　　【24】（宋）陈淳撰：《北溪先生全集》第四门，文卷二十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第408页。

作者：林晓峰 涂志伟